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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戶口“冰融”

上海出臺戶籍新政，持有居住證的常住人口如果符合若干條件，有機會獲得上海戶籍。此舉被一些學者譽為“冰融”。戶籍新政出臺之前，不僅440萬在滬持證人士翹首以待，中國其他地區(qū)也十分關注。最后公布的方案與一些人的期望還是有落差的，“幾家歡樂幾家愁”，肯定與非議兼而有之。
平心而論， “一步到位”是一種思路，“得寸進寸”也是一種思路，如果“一步到位”不太可能，“得寸進寸”也算得上一種進步。改比不改要好。改革沒能惠及更多人令人遺憾，但受惠于此次新政的人數也將有十幾萬之多，且游戲規(guī)則明確，讓更多想落戶上海的人有明確的預期，有利于上海吸引人才，也有利于人才安于在上海發(fā)展，是一件好事。
“得寸進寸”，但并不能安于寸進之功。人們不禁要問，上海的這一步，能不能跨得更大？受益的人能不能更多？方案中有一條“試行三年”，給人頗多想象的空間，那么，規(guī)則能不能更加穩(wěn)定明確？人們還要問，上海走出了一小步，能否接著走出下一個一小步，甚至是一大步？上海走出了這一小步，中國其他城市會不會也走出自己的一小步？
不管何時何地，戶籍政策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，是因為中國現行的城鄉(xiāng)二元戶籍制度，已是積疴如山，民怨不已，成了中國現代化路上的瓶頸。根據中國改革的經驗，人們先是寄望局部改革能夠推動全局發(fā)展，但事到如今，地方政府已經不堪希望之重。上海的一小步推不動全國的一大步。要打破戶籍分割，使國民能夠共享經濟發(fā)展的果實，中央政府必須有更大的政治決斷，和更多的財政投入。
我的人生里，有一點挺失敗的：混了這么多年都沒弄清楚，我到底是哪兒的人呢……
上海戶口新政出臺，幾乎同時，出生于上海的王小帥正為自己卷入了倒賣上海戶口案而困擾。
我是哪門子上海人？
1966年，我在上海出生。兩個月后就離開了上海，因為我媽的工廠遷去了貴州，我爸本來是要留在上海戲劇學院當老師的，也跟著一起去了貴州，在貴州省京劇團當京劇導演，導樣板戲。媽媽的工廠里其實都是上海遷過去的工人，比較封閉，和當地的貴州人沒有太深的聯系。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上海人，因為廠里那些上海人過年過節(jié)都要回去的，但我們家在上海那邊沒有親戚的；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貴州人，兩千多人挪過去把那片山都給占了，當時我們在學校里說的全是上海話。
后來我回去過一次，離貴陽特近，就在郊區(qū)，有點像上海到通縣那個距離。上海留學生落戶上海戶口但當時的印象里，山路曲里拐彎的，又沒路燈，覺得離貴陽遠著呢。那次回去時我以為他們還在說上海話，我就跟他們說上海話，卻沒人理我，一點反應都沒有，全是貴陽話，整個給我弄蒙了。
小孩沒有戶口，反正父母在哪兒我就在哪兒。海歸上海落戶我在貴陽一直呆到13歲，后來因為我爸調去了武漢軍區(qū)話劇團才離開了工廠。那時候沒開放，自由職業(yè)和停薪留職這些說法都沒有的，調動和遷移都需要戶口檔案。我爸有過好幾次機會回上海，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戲在上海戲劇節(jié)上獲了獎，當時大家都讓他回上海，但他只要一想到戶籍、檔案和人事這些個就嫌麻煩，而且在外多年了，也是人生地不熟了，就一直沒回上海。我一直為我父親覺得可惜，戶籍制度對人的這種隔離，在他們這代人身上體現得比較明顯。
我原來打算拍的一部戲，寫的就是當初廠里的五家人。他們從廠里跑了，一個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領著其他四家人，半夜三點多鐘，提前約好了解放牌大卡車，開到廠里，走了。第二天廠里發(fā)現人沒了，這時候已經是“火車向著韶山跑”，早就奔上海了。到了上海，他們五家人就落腳在上海的郊區(qū)，浦東郊區(qū)農田邊上的一排平房里，什么都沒有，沒有戶口，小孩當時也沒法上學。我認為這五家人非常偉大，戶口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就要回上海回老家。